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坚持把心理健康当作一个自然事实，就像天气一样（但是，话说回来，天气不再是一个自然事实，而是一种政治经济效应）。在1960和1970年代，激进的理论和政治（Laing, Foucault, Deleuze and Guattari, etc.）围绕着极端的精神状况，如精神分裂症，争辩说，例如，疯狂不是一个自然的，而是一个政治的范畴。但现在需要的是对更常见的疾病进行政治化。事实上，问题就在于它们的普遍性：在英国，抑郁症现在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治疗最多的疾病。奥利弗-詹姆斯在他的《自私的资本家》一书中，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精神痛苦率上升与英国、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实行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关联。根据詹姆斯的主张，我想论证的是，有必要重新规划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压力（和痛苦）问题。我们不应该把解决他们自己的心理困扰当作是个人的责任，而不是接受过去三十年来发生的巨大的压力私有化，我们需要问：这么多的人，尤其是这么多的年轻人生病，怎么会变得可以接受？